这样他多次荣立三等功，我们排也多次荣立集体三等功。易岳林后来还参加了战斗，立过一次国际二等功，参加过一次金日成举行的盛大宴会，和金日成、彭德怀等许多大官在一个厅吃饭。

　　1958年易岳林转业回地方工作，当初安排他在长沙一大医院当总务，干了几个月后，不愿干，回家了。攸县县委又安排他去一家铁厂当支部书记兼厂长。那时地方搞浮夸风，铁厂每天只出两吨铁，叫他报四五十吨，他搞不来，县委书记要整他，他便逃回家乡。以后公社又安排他在小学当校长。

　　当然英雄也不是十全十美，1960年过苦日子，一天9两米，他食量大，肚饥难熬，夜晚便去田间拔萝卜吃，被人撞见，这事老百姓都原谅他。但组织上免了他的校长职务，书也不让教了。最后回到农村。

　　在朝鲜装卸货物时由于用力过猛，导致脱肛，痔疮非常严重，大便中经常带有血丝。到了1970年代，他身体一直不好，慢慢地就如“八十岁婆婆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”，后来走路都困难，到1991年7月就病故了。

　　王庆云

　　1930年生，攸县皇图岭镇阴泉村月形村民小组人。

　　入伍时间：1951年4月。

　　所在部队：不详

　　老王家在山区，住的仍是黄泥土房，和隔壁左右的瓦房相比，甚是显眼。

　　2003年，记者到他家时，见到堂屋靠墙一边，停着两口空棺材，红油漆刷过，厚重实在。为仍在世的老人准备棺材，这是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。

　　老王是二级乙等伤残军人，腹部受过重伤，当年多次手术的刀口，50年后仍清晰可见，紫红色的伤疤，如蚯蚓般弯弯曲曲地盘踞在老王腹部，令人不忍卒视。

　　2010年农历二月初三，王庆云去世，终年80岁。2008年5月，老人不慎摔断左腿股骨，即去长沙住院治疗。不久尿路阻塞，特别痛苦，最后在株洲医院治疗。去世前，王庆云吐血不止，痛得浑身汗水湿透，但咬紧牙关不吭声，直到渐渐没了气息。

　　1950年11月，我结婚刚满一个月，就瞒着父母和妻子报名参军，在衡山训练几个月后，1951年4月，随第二批入朝作战部队去了朝鲜。开头一段时间编在后勤部队，就是装御军用物资。1952年春又编入作战部队，我们打过穿插战，有几次去敌营哨摸哨，都抓到了“舌头”。后一次被敌军发现，那是1952年6月25日，我们遭到炮击，我的小腹部中弹，肠子炸断了，右手骨折，还炸丢一节食指。

　　在接受了4次手术治疗后，医生给我接上了肠子。1953年下半年复员回家。当时部队首长对我说：“小王，你是个残废军人，按政策你回家去，不需要参加重体力劳动，地方政府将会好好照顾你的。”回家后，生产劳动很吃力，毕竟那时还年轻，慢慢也习惯了，又加上生儿育女，不干活是不行的。1958年大炼钢铁，我和其他民工一样地日出夜战，终于劳累过度，引发旧伤，又在医院再次进行手术。

　　我是个多灾多难的人。先后生下4男3女，结果死了3个男孩，都是二十六七岁死的，都是患肝病。为给孩子治病和安葬，我欠债一万八千多块，那些年利息高、每块钱月息二分四厘，利息滚来滚去，滚成四万八千多块。

　　我是个二等乙级残废军人，我回家后，政府给我的残废补助每年由几十块增加到现在的2100多块。这天灾人祸是意外的，怪不得谁，我领了残废金，就不好意思再向国家伸手了。

　　近年来，有贩子用50元一枚的价格收购我的证章，我跟他说：“你晓得我流过多少血，才换来这几枚证章，我就是穷到讨米当叫花子，也不可能卖给你呀。

　　王康恒

　　1933年生，皇图岭镇阴泉村井泉组人。

　　入伍时间：1950年12月

　　所在部队：47军139师417团10营2连

　　2003年5月，记者找到老王时，他正卷着裤子打着赤脚在水田里锄草。老王能读报看书，是共产党员，曾经长期担任过大队干部。

　　他是个细心人，回屋后特意找了双皮鞋穿上，还戴了块手表，手表是他自己省钱买的，花了一百多块，只有来客人时才戴上。

　　10年后，本刊记者再次见到老王时，他即将迎来八十大寿。老人家身体硬朗，精神也不错。只是当年被弹片击中的左臂依然疼痛，伸不直，在朝鲜得的风湿，天一冷还折磨着他。

　　老人家里还有三亩水田、五分旱地，儿子在外打工，老伴早些年患眼疾双目失明，家中务农就他一人负担。虽已80岁，他仍一如既往去田间耕作。

　　如今，老人最高兴的是，家里修起了两层楼的红砖新房，镇政府还补助了6000元。在攸县农村，很多人去广东打工一二十年，最后倾尽积蓄，总要修起新楼房，客厅宽敞，墙壁瓷砖白亮，四扇铝合金玻璃大门也很气派，不然就很没“面子”。

　　我是1951年4月11日去的朝鲜。过鸭绿江后，一连9个晚上急行军，不少人打嗑睡倒在路旁。9天后到达朝鲜顺南，在那里修筑飞机场。当时朝鲜很冷，部队还没有发棉衣，战士一个个冻得面部紫黑。没有蔬菜吃，都是吃干炒米，一把盐烧一大锅开水，每人喝一碗，那叫“玻璃汤”，因此许多人患了夜盲症，天黑后什么也看不见。

　　我们白天住在黑暗潮湿的山洞里、夜晚去修飞机场，有几个晚上被敌机发现，投下许多燃烧弹。那弹投下来就是一片火海，不打仗，伤亡也很大。

　　机场修好后，我们开赴临津江一带作战。我们营在18号阵地驻守，开展阻击战。有天下午我在阵地前沿修壕沟，一颗炮弹落在离我只七八米的地方，我的左手臂中了一块小弹，鲜血浸透了衣袖，战友帮我包扎后，我被转移到团部卫生队养伤。

　　一共打过四次大仗。最长一次守卫战打了20天，2天3夜没喝水，没睡觉。打穿插战，有时从河里趟过去，起来后全身都是冰块。

　　我是1957年5月复员回家的。我去朝鲜后，我娘在家以泪洗面，回家时娘的双眼都哭瞎了。我站在娘面前，我娘双手从我头上摸到脚下，她说：“孩子，你长高了，回来就好了。”

　　我们这些抗美援朝老战士抚恤金太低了，从1980年开始给点补助，由每月5元加到15元，到2000年才每月加到55元(注：2012年10月起每月640元)。我们去朝作战，那时国家刚解放，装备落后，与装备精良的美国为首的16国作战，完全靠人力拼搏。这场战争对我们伤害太大了，刚复员回家时还年轻，有点三病两痛也顶得住。现在人老了就不行了，像我吧，当时手臂上挖出弹片，只一个月就治好了。如今这手臂伸不直，晚上睡觉时，没有知觉，早上起来后要揉半天才行。搞几天生产，手臂就要痛几天。

　　在朝鲜住了两年多山洞，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。我很后悔那时没有转业到企业或机关单位，(老了)有工资和养老保险。

　　王其花

　　1928年生，皇图岭镇阴泉村人。

　　入伍时间：1951年初

　　所在部队：不详

　　王其花已于1978年病故，他的遭遇由其弟王成瑞、志愿军老兵王庆云等讲述(2003年采访)。

　　王成瑞说：我哥哥是1956年上半年复员回家的。他立过几次功，带回7枚证章。可能是在战场上被炸弹的巨大爆炸声震聋了耳朵，回家时就已经得了一种晕病。

　　老战士王庆云说：1973年下半年，县里召开一次复员军人会议、主要是换发复员证――我们当初的复员证上有彭德怀的名字，彭总倒了，又写上林彪的名字，林彪倒了，又要换证。那次我在招待所看到王其花，他说报到处没有他的名字，中饭都没吃。我便带他到饭厅讲明情况，服务员打饭给他吃了。吃饭后他说：“没有我的名字算了，明天我要与人家换工砍柴，不能耽误人家。”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说：“我不抽烟，就给你抽了。”还说只剩三角钱，只得走路回家去。我说：“这包烟我就抽了，我给你五角钱，加你三角就有八角，车票是六角五分，搭车回去，剩一角伍还可在镇上吃一碗面条。”后来我才得知，他还是走路回家的。只走了十几公里，他就在一处叫大同桥的公路段晕倒了。当时天黑了，围了一帮人，他又昏迷不醒，谁都不知他是哪里人。一个老大娘给他盖上一件旧棉衣，又给他灌下一碗姜茶，半夜才苏醒，直到第二天傍晚才走回家。

　　王其花弟媳刘菊英说：我是1962年嫁给大哥二弟的。我来时就看到大哥患了这古怪病，有时两三天发一次晕，有时一天发两次晕，有时几个月发一次、只要听他大喊一声“丢炸弹了”，他就会倒下去。一般要晕倒一个时辰才醒来，当初他晕倒后，大家便把他抬回去，晕得多了，也就不抬了，只用些稻草给他垫背。有几次晕倒在江边，只尺把远就可能掉到水里。有几次砍柴晕倒在山上，醒来一身都是蚂蚁，痒得一身皮都抓烂了。大哥死那年正好50岁。

　　陈映辉

　　1933年生，皇图岭镇皇图村培园组人。

　　入伍时间：1950年底

　　所在部队：15军44师直属2营1连

　　2003年时，老陈家的堂屋里几乎没什么招贴画，除了“天地君亲师”之外，正对大门还贴着毛主席的大幅头像。

　　不像走访的其他老人，他们一般都不会在家，几乎都上地里干活去了，体貌特征也像得很：黑，瘦，挽着裤腿，拖鞋或光着脚。老陈穿得很整洁，肤色较白，这也许跟他的手艺有关：他开钥匙铺，整天都候在家里。

　　“雄赳赳、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唱起当年的军歌，老陈两眼发亮，精神振奋，双臂还合着节奏上下挥动。

　　10年后，本刊记者再次走访，80岁的老人已明显衰老。满脸皱纹、皮肤干枯，双手颤抖，走路也颤巍巍，被子弹打坏的右腿膝盖，越来越影响行动。这两年身体不大好，钥匙铺就没再干了。

　　除了平日依旧喘不过气来，老人精神不错，思维还清晰。行动不便，老人喜欢坐在家门口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沉思，经常陷入当年硝烟弥漫的回忆中。

　　我参军时，我哥哥当时已先入伍到了朝鲜。家里就我兄弟俩，按政策我是可以不当兵的。但我本人强烈要求当兵。我奶奶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，这仇我能不报吗？哥哥也从前线写信回家，鼓励我去抗美援朝。

　　有关朝鲜战场的事很多，我可以讲几天几夜。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。一是战争牺牲很大。当时作战前首长动员说；要不惜牺牲，要以一个排对付敌军一个班的代价夺取胜利。每人袋里放一张纸条，写上姓名、家庭通讯地址。

　　回国后，我们驻在黑龙江嫩江地区的一家部队医院。那医院住有大批从朝鲜战场退下来的伤病员，缺胳膊少腿的、冻丢手脚耳朵的、眼瞎耳聋的、枪弹损伤的以及精神病的都有。有次首长来作报告，寂静的礼堂，突然有战士站起来大喊：冲呀！杀呀！然后就昏倒下去。一个下午这样倒下去的有3个。

　　刚回国那一阵，走到哪里都有“欢迎志愿军战士凯旋归来”的巨幅标语，都把我们当作“最可爱的人”，地方领导搞慰问的来了一拔又一拔，战斗英雄去单位作报告一场又一场。钢笔、茶缸、汗衫等纪念品发了不少，伙食也很丰富。

　　复员回农村后，就再没看到这种场面。当然不可能长期保持那种热烈气氛，事实上做不到，也不需要。但问题是，回农村后这些老兵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受到任何照顾。

　　我这样说，并不是向政府讨价还价。参加抗美援朝我至今不后悔。那时国家经济落后，不给我们补助，我们可以谅解政府。回家后，当初我还在供销社工作，1962年精简人员，把我下放到农村，我也没有意见。

　　由于参军早，不会干农活，别的劳力10个工分，我只能拿6分，婆娘4分，饭都不够吃。这些年都靠搞自行车修理为生。如今70岁了，手脚不麻利，冒得(方言：没有)力，一个单车轮胎都扳不上去，我两老只能靠配锁赚点生活费。

　　前些年(2003年以前)，小儿子欠了农业税，政府转而要从我的抚恤金里扣，我就找到乡政府，“这是我拿命换来的，你们凭什么要扣？”最后好歹没扣。

　　现在经济发展了，政府都用上了好车，还可以公款吃喝，我认为政府给我们增加补贴是应该的。

　　这些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朝鲜现在是什么样子？来源：南方人物周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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